“十二五”开局之年接近尾声。
2012年,中国宏观经济整体稳定,将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、通货膨胀趋稳的基本格局。与此同时,在实体经济、金融市场与外围环境方面,又面临风险与隐忧。
是年,中国经济将进入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关键期。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,是否能够从根本上化解经济体内部的潜在风险点,取决于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启动与推进。
预判2012
2012年,环绕中国经济的,将是一个充满更多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。
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成为国际经济形势的主导因素。目前市场普遍对欧债危机抱以悲观预期,“欧猪五国”(包括希腊、爱尔兰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)的经济很可能进一步恶化。
伴随欧债危机的,是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复苏的艰难,甚至有可能陷入中长期低迷。目前,欧美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,是缺乏实体层面的经济增长点,政府债务高企的同时,是投资乏力与由此导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,从而造成市场终端消费需求明显收缩。目前,来自国内外学术界和商业机构的预测显示,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保持在2%左右。
外部市场萎靡不振,2012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出总需求下滑的特征,经济增速同比下降的格局在机构和学者看来基本确定。
目前,市场对2012年经济同比增速的预期,普遍在8%到9%之间。其中,市场对2012年上半年的看法,多数预期认为经济增速将在第一、二季度跌破8%;年中之后,由于政策微调带来的积极因素,第三、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将逐渐平稳,并有可能出现回升。
分部门来看,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动力受阻、汇率冲突以及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等因素, 2012年出口形势将继续恶化,低于今年的增长速度,贸易总量将明显收缩,贸易顺差规模会进一步缩小,贸易再平衡的速度不断加快。市场普遍预计,2012年出口增速至少将比今年同比下降3个百分点。
固定资产投资减速将较为明显。本刊记者调查分析,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降至20%左右,增速比今年下降约4个百分点。
房地产是构成固定资产投资下行的主要因素。一方面,商品房的待售房面积处于历史高位,在长达一年之久的紧缩货币政策下,资金链不断绷紧,这将造成2012年房地产投资的放缓;另一方面,保障住房拉动投资的效果,还不能过于乐观,2012年保障性住房的开工面积很可能将会面临一定幅度的下降。
虽然房地产市场低迷造成装修、家具等相关产业的消费不振,但由于购房与其他消费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效应,房地产价格的逐渐降低,将减少居民购房的资金压力,从而将过去被高房价长期抑制的消费能力部分释放出来。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,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比今年小幅提高,预计将增长17%左右,考虑到价格因素,实际增幅还要有所扩大。
2012年,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将呈现“双降”态势,经济增速将放缓,通货膨胀也将逐渐回落到较为正常的水平。在全球各国实体经济下行的背景下,中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将不断降低。同时,国内长达一年之久的紧缩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双重作用,也将给物价走势放缓提供支持。本刊记者采访发现,对2012年通货膨胀率的大部分预期,都保持在4%左右的水平。
风险点在哪里
时近年底,竞争性行业的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融资形势,资金链条断裂风险与终端需求不景气的双重压力,令不少中、小、微企业出现停产、半停产现象,处于“休眠”状态。
如果相关政策不及时调整,这一情况将在2012年加重。竞争性行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将进一步压缩,甚至有可能出现大面积亏损,从而令实体经济蒙受更多损失。
由于中、小、微企业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,如果这些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改善,意味着2012年的就业形势将存在隐忧。
必须引起关注的是,过去多年形成的房地产、银行业与地方财政捆绑的格局,在严格的产业调控政策下,可能给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带来风险。截至2011年11月末,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房价仍然处于较高水平,2012年房价一旦出现大幅下降,泡沫快速戳破的话,目前脆弱的楼市、财政、金融系统的平衡体系可能被打破。
房地产市场的调整,导致部分地区的土地财政在2011年面临困境,这可能诱发地方融资平台在2012年出现偿付风险。此外,2009年开始爆发性增长的地方融资平台,将在2012年迎来还款高峰期。两个因素叠加,令银行系统或将面临不良贷款提高的风险,从而给整个金融系统注入不稳定因素。
民间融资链条的断裂,可能将从另一个方向对金融系统构成冲击。2011年,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催高民间贷款利率,“诱惑”大量资金从银行系统流出,进入高利贷市场以谋求暴利。
目前,因为投资失败、难以支付巨额高利贷而“跑路”的事件,在东部沿海部分城市已发生。2012年,不规范的民间金融市场风险,将给银行系统的资金回流带来压力。
国际压力不断增大,可能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带来新的挑战。2011年,欧债危机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,将欧美国家逼入更加风雨飘摇的境地。未来,欧洲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对中国施压,要求中国大幅参与救援行动,并利用全球经济再平衡等说辞,要求中国承担更多“国际义务”。实体经济的不景气,将提高发达国家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的戒备。